酒如泉，剑如虹

　侠客之好酒，与普通酒徒之嗜酒相较，其高下之分，判若云泥。在侠客那里，酒绝不仅仅是佐餐之物，而是生命的滋养品。侠有酒的滋养，才得以剑气纵横；酒入侠肠，酒才具备了生命形态。侠与酒，在文章来源华夏酒报其文化品格上有着内在的互动关系。

　侠客是游离于俗常规范外的一群，他们摆脱了陈腐的观念，恣意挥洒着个体生命情感。对功名，他们是“深藏功与名”，对利禄，他们“不羡山河赏”，对家庭重负，他们也甚至表示“安能对儿女，垂帷弄笔墨”，至于对待死亡，只要有“侠骨香”，纵死千次也在所不惜。因此，酒对他们来说实在不是“身外之物”。他们因酒而更自由，因自由而得以更多地发挥生命的潜能，把酒当作生命的催化剂，以破樊篱、冲罗网，以彰显生存实相。酒之于侠，犹风之于火，以隐以显，以长以消，侠之好酒，乃在于其内在精神的相通。

　“笑尽一杯酒，杀人都市中”，是侠客的潇洒；“失意杯酒间，白刃起相仇”是侠客的意气；“荆轲饮燕市，酒酣气益振”，是侠客的豪迈；“片心惆怅清平世，酒市无人问布衣”，是侠客的失意；“落花踏尽游何处，笑入胡姬酒肆中”，是侠客的多情。“英雄侠骨美人心”，无不需要借酒彰显，侠也就恢复了自然真实的本来面目。金庸小说里的侠客，亦复如此。《天龙八部》里的萧峰，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洪七公，《笑傲江湖》中的令狐冲等，莫不好酒，这些人可亲可敬可怜可爱，恰是侠客之正格。至于郭靖、段皇爷等人，端正肃穆，拘于礼俗，俨然是民族功臣、精神导师，其不好酒，亦在必然。

　酒之为德，正与侠客的生命情调通。刘伶《酒德颂》云：“……兀然而醉，豁然而醒，静听不闻雷霆之声，孰视不睹泰山之形。不觉寒暑之切肌，利欲之感情。俯观万物，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。”天地万物，俗常规范，尽皆烟消云散，唯有个体生命的体验才是内在的真实。不仅如此，酒甚至可以使时光错置、年岁倒流，陆游诗云：“酒酣霞晕力通神，淡淡鹅雏色可人。一笑破除垂老日，满怀摇荡隔年春”。至于李白说“三杯通大道，五斗合自然”，苏轼说“杳冥冥其似道，径得天真”，那直是说欲体验本真生命，唯须饮酒了。

　把酒当作通向本真生命的媒介，中西皆然。中国有刘伶之“酒德”，西哲有尼采之“酒神”。在尼采看来，酒神象征情绪放纵，在痛苦与狂欢交织的颠狂状态中撕去外观幻觉，直视人生悲剧，以体验悲剧来重新肯定人生，并认为醉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状态。中国的诗人饮酒、侠客好酒，概具“酒神精神”。自刘伶《酒德颂》以下，酒与艺术愈更加密不可解。杜甫作《酒中八仙歌》，使人惊诧于诗、书、画与酒的关系，至于以酒消解悲剧意识，更是蔚为传统。更有趣的是酒隐，孟郊有“彼隐山万曲，我隐酒一杯”，苏轼有《酒隐赋》，隐逸出世不必远避人间，只须寄情于“壶中天地”。酒之妙用，至此可尽矣。

　但最具中国特色的，当是侠客之好酒。侠客本就“不轨于正义”，陈规陋俗也就无须刻意消解，这就比文人少了一层顾忌，只须痛饮美酒，恣意行侠，也就通大道、返自然了。尽情挥酒着天赋本真，在面对悲剧真相中体验到超越的快乐，这就是侠客的艺术人生。在文人那里，酒还可能成为一剂麻醉药，使人沉迷萎缩，但在侠客那里，酒却只能使人的生命得以张扬，酒的文化内涵也才能发挥到极致，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形式。

　酒不仅与侠客有关，在中国历史上，酒甚至与国家的兴衰存亡有着密切的联系。《战国策》云：“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，进之禹，禹饮而甘之，遂疏仪狄，绝旨酒。曰：‘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’。”《韩非子》也有记载，说齐桓公酒醉失态，丢了帽子，深以为耻，急忙行善政改变自己的形象。在没有民主的集权时代，君主的个人品德及其才具往往对国家的命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是以清醒的君王无不对酒深自戒之。酒之为用可谓大矣!

　只是自仪狄、杜康作酒，延而至今，酒风大盛而又酒德大衰。在古人那里，上焉者把酒当作生命的滋养品，下焉者借酒自沉，至不济也当作佐餐之物。在今天的某些人看来，以上诸种均不足为训，酒在他们那里蜕变成了一块无形的遮羞布，借酒盖脸，道无耻之言，逞卑鄙之行，置道德公益于不顾，坑国害民，他们似醉实醒，无非是为了实现一己之私欲。酒德不振，一衰至此，先圣有知，甚恐要对做酒的功过重新评定了。

　酒与侠的结缘，正得其所，酒德不振与侠风的消歇也正同步而行。酒可使人张扬个性，亦可使人沉溺乃至卑微；酒可祸乱国家，亦可振作民族精神。酒无定性，唯人所使，若在酒怀中倾满大侠精神，那就千杯嫌少了!

　酒如泉，剑如虹。饮酒的超脱替代不了现实，长剑虽利终不能尽除妖孽。但只要有这份精神在，终不至灭绝了正义与天真的希望。